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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千万元合同诈骗犯罪案件

来源:原创 发布时间:2016-03-02  阅读:194
从千万元合同诈骗犯罪案件
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
辽宁同格律师事务所  赵培文
合同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中分裂出来的新型经济犯罪,它是1997年《刑法》修订后新增加的罪名,是一种以合同为掩护形式、手段隐蔽、情况复杂的诈骗犯罪。其中因向金融机构借款而不能履行还款义务引发的纠纷,在实践中被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情况则带有普遍性。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必须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法占有目的是行为人的内心活动,如何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始终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为此,笔者结合办案实践谈些浅见,权作引玉之砖。
笔者于2002年代理了一件因向金融机构借款而引发的合同诈骗犯罪案件。基本案情是:1997年3月,被告人王某将辽宁省某房屋建设开发公司(2001年9月10日被吊销)作为乙方与甲方x市某房屋土地综合开发公司经理从某就开发建设x市x区某小区高层公寓项目签订了联建协议。被告人王某在未办理任何开发建设施工手续的情况下,于1998年7月,与张×(另案处理)伪造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提供给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某支行。同年8月,被告人王某经由王×(在逃)介绍,向该银行提供了虚假的房产抵押担保材料。1998年9月7日被告人王某与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某支行签定了人民币中长期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取得人民币1000万元,所获贷款大部分用于x市某小区高层公寓,部分用于公司经营管理费用。贷款期限届满无法偿还。
辽宁省x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犯合同诈骗罪,于2004年2月18日向x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具体指控内容为:1997年3月,被告人王某将辽宁省某房屋建设开发公司(2001年9月10日被吊销)作为乙方与甲方x市某房屋土地综合开发公司经理从某就开发建设x市某小区高层公寓项目签订了联建协议。被告人王某在未办理任何开发建设施工手续的情况下,于1998年7月,伙同张×(另案处理)伪造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提供给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某支行。同年8月,被告人王某又伙同王×(在逃)向该银行提供了虚假的房产抵押担保材料。1998年9月7日被告人王某与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某支行签定了人民币中长期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骗取人民币1000万元。所骗赃款大部分用于x市某小区高层公寓,部分被挥霍。贷款期限届满无法偿还。被告人王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提请依法惩处。
笔者接受委托后,通过会见在押被告人,对本案发生的起因、事实经过、建设项目状况、贷款走向等做到了全面了解后,根据被告人提供的线索,调取了贷款合同、抵押合同、抵押公证书、被告人单位财务帐簿、凭证及相关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经过缜密调查了解、认真分析案情后,在三次的庭审活动中围绕焦点问题,控辩双方对证据进行了充分的质证,随着庭审状况的不断发展变化,笔者适时调整辩护观点,提出:1、被告人在犯罪中虽有取得贷款的故意,但没有恶意占有、挥霍贷款的犯罪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2、本案中取得贷款的主要依据抵押物、伪造的房产抵押批文、他项权证是由在逃犯罪嫌疑人王某提供的;3、被害单位和公证机关对被告人单位提供的申请贷款文件、抵押财产相关文件审查不严,对造成贷款无法收回的后果应承担相应的责任;4、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合同诈骗罪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
x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王某获取银行巨额贷款的基本事实存在,但刑法规定认定合同诈骗罪,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依本案证据,可认定被告人在贷款过程中有伪造、使用虚假材料的行为,但其贷款目的是为了建设某小区高层公寓,不能证明被告人王某具有非法占有1000万元贷款的故意,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被告人王某具有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获取资金后逃跑、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等行为;同时被告人单位对该建设项目的资金投入(包括被告人个人投入资金)已经超过1000万元,起诉书指控的部分贷款被挥霍,既无数额,也无去向,难以认定,被告人虽有使用部分贷款购车、吃请等行为,尚不构成肆意挥霍;故证明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证据不足。
至此,法院采纳了笔者的辩护意见,认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犯合同诈骗罪,罪名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宣告被告人王某无罪。
笔者历经本案两年多的代理过程,现在撰写此文,将结合本案实践谈谈自己对合同诈骗罪的理解和认识。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在签订、履行合同中,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合同诈骗罪是从1979年刑法诈骗罪中独立出来的一个单独的罪名,并不再放在侵犯财产罪的章节中,而是放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罪章节中。其犯罪形态和利用合同的民事欺诈行为客观行为表现极其相似,都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所以要区别两者的关键还在于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之所以说该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理由很简单:根据《刑法》的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合同诈骗罪的必备要件,又因为刑法理论认为“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希望通过实施行为实现某种危害结果的心理状态,犯罪目的仅在于直接故意中”,所以合同诈骗罪这种目的型犯罪的主观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其证据的获取:(1)行为人直接表明的主观故意。(2)根据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予以司法推定。本案中的被告人王某取得金融机构借款的主观目的是为其单位开发项目的建设使用,没有自己占有的主观心态,因此主观上明显没有“非法占有”的直接故意。
二、根据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予以司法推定的方法,已被司法实践广泛认可和运用。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在司法推定时,应全面考察行为人以下各方面的客观因素:
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的履约能力。签订合同时行为人事前的履约能力是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方面,行为人事前的履约能力应分不同的情况加以认定:(1)如果行为人具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仅仅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面履行合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无疑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或者其以部分履行为的目,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的,为合同诈骗罪。如果行为人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只履行一部分,其不完全履行的目的旨在毁约或避免自身损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观原因造成,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 (2)如果行为人有部分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反让合同相对人单方面履行合同,或者假意积极实施履约行为,其本意不在承担合同义务而在于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实施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合同诈骗罪;如果行为人有部分履约能力,同时亦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一般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 (3)签订合同时行为人无履约能力之后仍无此种能力,而依然蒙蔽对方,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合同诈骗罪;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但事后经过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并有积极的履约能力则无论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也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应认定为民事欺诈。
2、行为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履约行为。实践中,合同诈骗往往是以不履约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无履约行为,能客观地反映出行为人对合同规定的民事义务的心理活动。是认定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重要的客观依据。不论是行为人按合同规定的义务实际履行原则的要求直接实现合同规定的民事义务的行为,还是虽在订立合同时行为人不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合同成立后为履约作出积极努力的行为,都表明行为人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应视为其有履行合同的行为。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而出现违约时,行为人一般也不会逃避,虽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而辩解以减轻违约责任,但在无可辩驳自己违约时,会有承担违约责任的表示,并设法弥补对方所受损失。这种情况就应按合同纠纷处理。反之,尽管行为人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但根本没有诚意在获取财物后,采用潜逃、转移、藏匿财产等欺骗手段,以达到非法占有财物的目,造成合同相对人无法挽回自己损失的危害后果的,则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3、行为人因合同关系取得财物后的处置行为。如果当事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义务,则行为人对其占有的合同相对人财物的处置情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的处置也必然有所不同。因此可以从行为人对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认定其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挥霍,或者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携款逃匿、隐匿财物且拒不返还等事实的,应认定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2)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观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全部义务,一般不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本案中的王某在客观行为的表现上,无法体现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故意,法院作出的判决是客观公正的。
笔者认为,合同诈骗行为人为了实现犯罪目的,行为人对损害他人财物这一结果必然持积极追求地态度。就合同诈骗罪而言,认定犯罪的构成应始终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反对主观归罪,也反对客观归罪。既要求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合同诈骗行为,又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笔者撰写此文的目的,希望有助于更好的解决和处理此种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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